由于戊戌政变后康、梁在海外极力宣扬翁同龢积极”支持”变法,清廷也以翁曾”力陈变法,密荐康有为”为由将其革职,翁氏支持改革的新派形象由此得以树立,并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仔细爬梳翁同龢开缺前后朝野的即时反响,可以发现,各界对其罢官原因的推测虽有不同,但几乎所有人都视翁同龢为守旧者。这种一新一旧的极端反差,并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事实上,翁氏在政变后被打入”康党”是各种力量政治斗争的产物;翁氏并非因支持康、梁变法而成为”康党”,而是在被打成”康党”后变成”新派”人物的。翁同龢身上的”新”色彩是被强加上去的,带有鲜明的政争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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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光绪帝;开缺;革职;变法;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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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人物与史事

作者: 马忠文
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5-3-1
页数: 376
丛书:
中华学人丛书
ISBN: 9787303180479

考据史事如老吏断案,读来有看推理小说的快感,我很喜欢这种风格的文章。作者又是《张荫桓日记》的整理者,可以说恢复了张荫桓在戊戌变法中应有的历史地位。以下是读书笔记,只记了结论,作者的论证过程才是更精彩的部分。

上篇
张荫桓、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
张荫桓,字皓峦,号樵野,广东南海人,捐班出身。同治初年入山东巡抚阎敬铭和丁宝桢幕,开始投身于洋务活动。光绪十年
(1884年)曾一度入总署供职。光绪十二年
(1886年)受命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光绪十五年
(1889年)任满归国后以太仆寺卿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数年间迁至户部左侍郎。甲午战争后,张氏积极结援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日益受到光绪帝赏识,逐渐成为影响政局之“幕后大人物”。

张荫桓与康有为是南海同乡。康有为光绪八年和十四年两次进京应顺天府乡试时,张都不在北京。而张荫桓光绪十一年和十五年都曾回乡。因此两人结识可能是在南海。

光绪十九年康有为中式广东乡试,此时张荫桓已升任户部左侍郎兼总理衙门大臣。次年康有为赴京参加甲午会试,从张荫桓日记看,此时两人的关系已不同寻常。康自编年谱对张荫桓却只字不提。

甲午年康有为欲拜谒翁同龢,先行投赠所著《新学伪经考》,翁拒见,并在日记中评价说“真说经家之一野狐也,惊诧不已”。此次可能是张荫桓引见,可惜张荫桓日记这几日被整齐截去,无法验证。张荫桓甲午日记两册曾由康有为收藏,原稿有残缺,可能是康刻意毁弃。

七月,给事中余联沅参奏《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得京内外友人相助,得从宽处理。康与粤藉大员李文田、许应骙、杨颐都关系均不洽,能施以援手的只有张荫桓。而张那几日的日记也被毁弃,可能也是康所为。

丁酉冬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前后,康有为赴京,本是为澳门商人办理巴西移民一事到总署疏通关系,事未办成。康竟大显身手,策动给事中高燮曾上疏保荐自己,最终得以上书皇帝,由此开启戊戌变法的序幕。

高氏疏荐是康有为变法活动中至关重要的环节。荐康之片实由康撰写,贿赂高氏递上,即所谓“买都老爷上折子”。

康自编年谱称,高燮曾疏荐前一日,翁同龢曾到南海会馆挽留即将出京的康有为。茅海建也采此说,认为这是康氏政治活动的一大转折。查当日翁日记有删改,有学者认为这是掩盖当日翁挽留康的记载。而马忠文认为,康既已买通高疏荐,不可能在此时离京,翁挽留更无从谈起。翁与张荫桓在对高片的处理上应有默契。翁所删改日记,应是翁这天拒绝康有为拜访、但次日军机大臣召对时对高的建议有所推动的记载。

总之,在高燮曾荐康一事上,张荫桓是真正的幕后操纵者。甚至高上疏的时间,也是刻意安排的,这天是户部值日,张荫桓可能会被召见。总署对高片的特殊处理也很耐人寻味。最终总署将康有为条陈(上清帝第六书)代奏至御前。这主要是张荫桓幕后推动之功。

但戊戌年五月之后,张与康渐渐疏远。起因是康有为策动杨深秀、宋伯鲁弹劾许应骙,欲将其逐出总署。而光绪对许的严厉态度,激怒了慈禧。随后张氏政敌开始反击。御史胡孚宸、文悌先后发难。文悌弹章揭露了康张的私密关系,康的激进主张招致守旧势力的猛烈攻击,一些官员又对张屡次参劾,使张承受了很大压力,不得不格外韬晦。六月张荫桓病假,七月初销假,光绪对张的信任不减,但张对康就大大疏远了。

政变后张荫桓下狱。英日公使听说要处死张荫桓,向清廷提出抗议和交涉。李鸿章、荣禄等人也为张说情。于是清廷发布上谕,称张非康党,另案处理。这是清廷在外交压力之下,迫不得已的应对。

由于有此上谕,逃亡中的康有为正好借机否认与张的关系。康有为对如何进用需要一个解释,于是抛出翁同龢荐康的说法。

翁的政敌刚毅趁机将翁罗织于康案之中,追究其“滥保匪人”之责,说他“力陈变法,密保康有为”,革职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清廷对翁如此定论,却又给康梁的保皇活动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全面叙述变法与党争的关系,就将翁说成是促成光绪赏识康有为的关键人物。

“翁同龢荐康”说考辨——翁、康关系再认识
戊戌年四月翁开缺至八月政变爆发前,未闻有人提及翁“荐康”之事。此说起源于康有为八月二十一日接受香港英文报纸采访时的谈话。

翁同龢虽为帝师,但光绪二十二年正月慈禧撤去汉书房,翁已失去独对的机会。高燮曾上疏之后,翁同龢若有荐康之举,不可能单独密荐,只能在军机大臣召对时面荐。如此则当时必有传闻流出,但直至翁开缺,都不曾有此传闻。所以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实际上,在政变前,翁同龢在时人眼中是属于保守派。翁的开缺,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他四月初七初八两次拒绝光绪要求递交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并说康居心叵测,从而触怒光绪。

康氏谈话给翁的政敌以可趁之机。刚毅对翁的话断章取义,蓄意陷害;此前翁同龢与张荫桓联手阻止张之洞入枢,所以张之洞也落井下石,其幕僚梁鼎芬撰写《驳叛犯康有为书》推波助澜,极言翁在御前“造膝密荐”。所以有十月将翁开革并交地方官管束之严厉处分。

梁启超流亡日本后,1899年5月出版《戊戌政变记》,首次系统叙述翁、康关系,因为政治宣传的需要,多有夸大、扭曲,甚至臆造。康南海自编年谱以及以后的文章,又将翁、康关系写得十分亲近。这是康梁为了把光绪、翁同龢与变法捆在一起,以此来赢得士大夫对保皇活动的支持,最大限度地孤立慈禧一派。

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成书时间及相关问题
通常认为康有为自编年谱撰写于戊戌政变后即1899年初前后。康晚年自注说始撰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年,不可信。年谱在康生前并未刊行,康对原稿一直有点窜和增补,很难说定稿于何时。把康自己最后添加注语的1927年作为成书时间,或许更为合理。

康有为每每将自己著作撰述时间提前很多年。如康氏《大同书》中说此书乃光绪甲申(1884年)所作,实际上撰于1901年至1902年(辛丑、壬寅间)。同样,康有为自称其《礼运注》撰于”光绪十年甲申冬至日”,但康氏深研今文经学是在1888年第一次上书不达,1890年在广东会晤廖平以后的事情,而《礼运注》的三世说与《孔子改制考》同,且有受严复进化论影响的痕迹可寻,应撰于1897年左右。

从朝野反响看翁同龢开缺前的政治倾向
翁同龢开缺后,美国驻天津领事向华盛顿方面报告说:”据认为,他相当诚实,心地善良,但极端排外,是顽固派中的顽固派。”

英国公使窦纳乐认为,尽管翁头脑中那种”不变地来反抗革新及进步”的思想倾向比以前已有所改善,但总体上说,翁氏仍是”受人尊敬的,有学者风度
的——位守旧的中国政治家最优美的典型”。

总税务司赫德认定翁是守旧的,罢黜翁氏完全出于皇帝的决定。

翁的开缺似乎很突然,连张荫桓都感到意外。事后他与日本公使交谈,是从追究翁失职的角度解释开缺原因的,在外交礼仪方面,张认为翁太过守旧。

与康梁政变后宣传翁因荐康见黜相反,此时康梁对其原因也不知就里,主要是从官场人事纠葛方面去推测。

翁氏因所处地位特殊,可能没有很深地介入新旧党争之中,但其面对变法谨慎保守的状态则无可怀疑。

戊戌年翁同龢开缺前后清廷满汉关系管窥
戊戌前后,有刚毅倾陷翁同龢、张之洞徐桐(满族)联手倒翁、政变后荣禄保翁等事件,总体看来,无论是戊戌年四月翁同龢开缺事件,还是戊戌至庚子间整个清廷中枢的权力斗争过程,满汉对立在其中并不是一个影响全局的重要因素。至少,从最高统治者慈禧来说,她并不是以满汉的标准来选择用人。在军机处内部,也不存在分野鲜明的满汉对立。

在慈禧死后的摄政王载沣时代,满汉平衡就被打破了。
辛亥时期革命党人宣传的满汉矛盾,特别夸大明末清初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声势上很大,对国内社会民众的影响实际很有限。倒是载沣等满洲亲贵集团以其专权行为,首先在权力阶层内部制造出满汉裂痕,造成了统治阶级的分化和离心离德。

一定意义上说,满汉对立在辛亥时期只是出现在统治阶级上层的一种现象,本质上说仍是一些政治集团间利益的角逐,并不涉及两个民族的关系。在这个层面上说,当今学术界常常提及的”满汉关系”作为一种抽象出来的研究视角,在观照历史本身时常常出现蹩脚的地方,也就在所难免了。

旅大租借交涉中李鸿章、张荫桓的“受贿”问题
根据俄国方面的原始材料,1898年俄国租借旅大过程中负责对俄交涉的李鸿章、张萌桓曾接受过俄国人的巨额贿赂,李、张因而有
卖国之嫌。

在与英国争夺对华借款权的过程中,俄国人确曾有过借助贿赂手段达到借款目的的计划,并具体实施,但实际上并未奏效。因为英、俄明争暗斗,都要求独占借款权,总署左右为难,事态陷入僵局,俄国人未达目的。

旅大租借协定签订前夕,在俄国人的桐吓和威逼下,大臣们都感到局势难以挽回,生怕被陷在这被只能带来骂名的交涉中,纷纷借故逃避,李鸿章、张荫桓也不例外。从根本上说,旅大订约是俄国武力强占和外交设诈的结果,并不需要以贿赂成事。俄方人员可能中饱私囊,因而在俄方档案中留下贿赂李张的纪录。

据俄方档案,1898年俄方曾两次共付给张荫桓五万余卢布。从张荫桓日记推断,张萌桓与俄国人之间的金钱因缘多与中俄间的经济活动有关,他似乎不会利用像租借海港这样纯粹涉及国家主权的重大问题去牟取私利。在与洋人的交往中,很多官员通过介入商务活动获取利益,对他们而言,这样才安全便捷和心安理得。

中 篇
黄遵宪与张荫桓关系述论
黄遵宪与张荫桓为粤籍同乡,均持节出洋。他们谙熟西学,志同道合,在戊戌维新中积极倡导变法,与晚清政局变迁颇有关系。戊戌年春张萌桓向光绪帝密荐黄遵宪,推荐其所著《日本国志》,为其在朝中最大的支持者。

在当时的粤籍维新人士中,核心人物是在朝中地位最高的张荫桓,而非康有为。从康有为、黄遵宪与张的关系中都能看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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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桓诗稿

张荫桓甲午日记稿本及其价值
张荫桓流放新疆前后事迹考述
政变后慈禧极欲杀张荫桓,因外使干预而未成,只流放新疆。庚子拳乱时在排外气氛下,慈禧重修旧怨,不宣其罪而杀之。

一八八八年康有为在北京活动探微
光绪十四年,康有为在应试未售后,以一介寒儒频频干谒当朝显宦,极力恭维
,希望他们代呈封事以表达政见,这在当时推重师生年谊以及同乡之谊的官场中极为罕见,被视为夤缘朝贵,急求利禄,备受京城士大夫讥嘲。

高燮曾疏荐康有为原因探析——兼论戊戌维新前后康、梁的政治贿赂策略与活动
政变后梁启超作《杨锐传》,言:”丁酉冬,胶变起,康先生至京师上书,君(杨锐)乃与谋,果称之于给事高君變曾,高君之疏荐康先生,君之力也。”

康年谱也说:”胶州案起,德人跟之,乃上书言事。……又草三疏交杨叔峤,分交王幼霞、高理臣上之。”

从高變曾在戊戌维新前后的政治态度看,他对康有为发起的变法活动并不热心,1895年北京强学会和1898年保国会活动中均不见其踪迹。政变发生后,高變曾对康、梁落井下石。这种投机行为,很难使人相信他当初奏荐康氏是出于政治和道义上的支持。而高變曾也确实有过贿卖封章的劣迹。

戊戌年康氏多次代言官草疏,以此方式表达其改革主张,实现其政治意图,背后多有金钱的特殊推动作用。

综上,高燮曾上疏荐康,是康氏贿赂的结果。(由于杨锐属张之洞一派,并且杨锐参与其事的说法均来自惯于作伪的康梁,我对杨锐是否参与其事存疑。)

戊戌时期李盛铎与康、梁关系补正——梁启超未刊书札释读
戊戌年康、梁在北京开保国会,李盛铎曾参与策划,后因荣禄、徐桐告诚,在开会前”临阵脱逃”,不久又疏远康、梁,弹劾保国会以求自保,故后世多据此视李为”投机者”,或将其归之守旧营垒,视为后党。其实甲午前后,李盛铎是士人中比较趋新的人物。但他与荣禄、徐桐的关系似非一般,未因与康梁的密切关系受到追究。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保国会第一次开会时,李盛铎别出心裁,让其厨子为与会者准备西式点心。原定160份。会后报章上公布名单为127人,其中又有多人声明并未与会。可见到会者并不如预计的那么多。

戊戌保国会解散原因新探——汪大燮致汪康年函札考
正当康、梁在京“开堂设讲”,组织保国会时,清廷驻日公使裕庚忽有密函致总署,密告孙中山在横滨开中西大同学校,专与《时务报》馆诸人通声气。张荫桓深知大学士徐桐因保国会事正欲举劾康、梁,总署中又有人“欲兴风作浪”。关键时刻,他遂与翁同龢秘为掩饰,力防事态恶化。事虽平息,裕庚来函一事打乱了康、梁开保国会的正常活动,是导致保国会解散的直接原因。

戊戌“军机四卿”被捕时间新证
慈禧下令搜捕军机四卿等维新人士是在八月八日,袁世凯告密之后。谭嗣同等人八日被捕,林旭是九日被捕。慈禧为防走漏风声,到九日才对外公告。

戊戌政变研究三题
一般而言,慈禧训政的缘由与戊戌年七月光绪帝与朝臣之间矛盾激化,导致罢黜礼部六堂官、超擢军机四卿等政治事件直接相关。光绪帝与廷臣之间关系的恶化,应是导致训政发生的主要因素。受康有为的影响,年轻的皇帝求治心切,在廷臣身上更多的是看到守旧的一面,君臣之间产生嫌隙。

百日维新后期,对士林震动较大的新政举措是裁撤冗署。七月十四日,宣布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脾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裁撤;同时裁去广东、湖北、云南三省巡抚;此外,
还涉及地方冗吏的裁减问题。在京城士人中引起极大反响。

罢黜礼部六堂官事件发生后,利益受到侵害和威胁的官员很快集结起来。维护自身利益的隐衷与纠正新政偏颇的现实责任感,使这股势力日益变得引人注目。这些被目为”守旧”的官员,最终策划出太后”训政”的形式来中止新政。

策划太后训政的核心人物是直隶总督荣禄与庆亲王奕劻,参加者包括怀塔布、立山等亲贵大臣,以及部分台谏官员。杨崇伊在七月下旬和八月初,往返于津京之间,奔走协调,不遗余力。杨崇伊的奏折总计只有
500多字,若说慈禧仅凭此奏折就仓促做出训政决定,是难以置信的。慈禧八月初三日晚看到此奏折后即决定离开颐和园。杨的上疏,与其说是训政的导火线,不如说它是后党决定开始行动的信号。政变是在充分准备之后发生的。

七月二十六日徐致靖上疏保荐袁世凯。之前一个多月,袁世凯已通过徐世昌与徐致靖父子多次沟通,才达成默契。戊戌四月后徐致靖深得光绪信任,可能是袁世凯主动请托。袁世凯召对后超擢为侍郎,出乎意外,京中还传说徐致靖索巨额补酬。

徐致靖保荐袁世凯的奏折,也是康有为草拟的。康介入此事,目的是让袁世凯脱离荣禄控制,独立听从皇帝调遣,以备缓急。但康与袁世凯的关系并不密切,甚至未谋一面。政变前夕康有为决定劝说袁世凯围颐和园,是紧急情况下铤而走险的临时决策。

下 篇
寇连材之死与“烈宦”的诞生
寇连材是光绪二十二年
(1896年)二月十六日在北京菜市口被杀的一名太监,据说是因为违例上书,表达政见,激怒了慈禧太后。在当时寇太监就得到士人热情颂扬。经过几十年的演化,在笔记野史、小说戏剧中,寇太监的事迹越来越丰富。寇连材死去了,
历史上却诞生了一位在宫廷斗争中正义凛然的“烈宦”。考察这故事层层累进的过程,也是历史研究的一个方向。(想起了《历史三调》)

维新志士王照的“自首”问题
在甲午战争后兴起的改革运动中,王照很早就因兴办新式学堂而薪露头角,与康、梁的变法主张颇有相通之处;但是,他倡导渐进式的改革,与康、梁的激进路线格格不入,政变后彼此分道扬镳,早有思想原因。但这无损于王照作为维新志士的历史地位。王照在日本,借助革命党人的力量,戏剧化地摆脱康党控制,但没有追随革命党。

总体看来,王照揭露康、梁内幕,证明光绪帝并未参与围园密谋,引起很多官员士大夫的共鸣,获得了人们的同情。庚子回京后,同乡师友敢于庇护这位钦犯,不仅出于乡谊,更由于王照为皇帝洗清冤情而有功。就连袁世凯也间接受惠于这位流亡志士,为其洗脱“卖主”恶名。后来袁世凯频频拉拢王照,推广他的拼音方案,大概就是这种心态的流露。王照甲辰年(1904)三月自首后,天津《大公报》为其鸣冤,身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不能说是置身事外。

王照自首背后的历史内涵远比文献提供的信息要丰富和耐人寻味。

于右任早期反清革命的“罪证”——台北故宫军机处档案所见抄本《半哭半笑楼诗草》
时人日记中的光绪、慈禧之死
光绪与慈禧在一天之内相继病故,只是巧合。光绪病重,清廷广召名医为皇帝诊治的同时,却对慈禧健康欠佳的情况尽力掩饰。这也是造成外间种种猜疑的根源之一。

光绪三十年,伍廷芳就曾对日本驻华公使暗示,如果慈禧先死,太后身边的人会出于自身安全考虑而谋害皇帝。

从清帝退位到洪宪帝制——许宝蘅日记中的袁世凯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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