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滥觞于20世纪初的中国近现代美学,是在西方美学译介的支撑下和中西文化的碰撞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在此过程中,主要呈现出跨文化的因借互动关系,以及学理、思维和概念层面上的会通整合等特点。从历史与现实语境来考量追求创新和超越的中国美学走向,跨文化美学研究不失其为必要而有效的途径之一,但在相关的方法论和学理规范方面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将美学和文化人类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审美人类学是用人类学的相关方法和概念系统研究美学问题和审美现象,是美学和文化人类学进行深度整合的一门复合式、交叉式新兴学科,这样审美人类学与美学两者之间也形成了良好的互补关系。在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审美人类学研究初步形成并不断发展,国内不少学者对审美人类学进行积极且卓有成效的学术研讨和阐释,不断推动审美人类学中国化进程,具有重要学术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趋同场/防护网/跨文化美学(transaesthetics)/文化的边缘/对话精神

审美人类学;中国化;意义

历史地看,20世纪的中国美学始终处于风风雨雨的文化转型时期。这一时期尽管受到社会动乱、偏激思潮和专制型意识形态的多次阻滞与干扰,但总体上还是维系着由传统向现代、由锢闭向开放、由稳态向动态、由守望向创新的逐步演进态势。相应地,历尽百年沧桑的中国美学流变,也彰显出类似的特征。而且,从其发轫之初,就是在新旧之学的鼓荡互动和中西美学的碰撞磨合中,着力探寻着融会贯通与创新超越的可能途径。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将美学和文化人类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审美人类学是用人类学的相关方法和概念系统研究美学问题和审美现象,是美学和文化人类学进行深度整合的一门复合式、交叉式新兴学科,这样审美人类学与美学两者之间也形成了良好的互补关系。在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审美人类学研究初步形成并不断发展,国内不少学者对审美人类学进行积极且卓有成效的学术研讨和阐释,不断推动审美人类学中国化进程,具有重要学术和现实意义。

一 文化碰撞中生成的美学形态

审美人类学 中国化 意义

文化作为人类生活方式与生活环境的总和,包含着诸多社会决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全方位地影响着人的存在、思维、
行为、交往、自我表达、情感流露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等等。在每个文化之内,
这些因素起码具有双重效能。
它们一方面表现为霍尔(StuartHall)所谓的“趋同场”(site of the
convergence), 另一方面则构成特殊的“防护网”(saftety net)。
前者促使每个民族根据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选择原则,于不断深入强化自身体验和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将各种导向社会谋生与环境适应的差异行为转化为相对一致的模式。后者则在团体包容及其相互间的边界规定、文化传播与社会文化心理等领域,兼顾着防御保护和隔绝疏离的作用。在这种“场”和“网”中成长起来的人们,会对自己的文化特质产生必然性的偏爱,会把它们当作悠久而亲近的住宅家园一样加以精心呵护。因为一旦失去这些东西,人们就会觉得整个世界变得毫无生气、苦不堪言。不过,若把这种偏爱推向极端,那就无法客观地认识自己文化的真实面目,更遑论批判或补正其内含的不足与缺憾了。结果,这“场”和“网”会演变为抱残守缺的屏障,趋于消极的守恒状态,最终会像各类有机体一样,难以超越自身的生命跨度,会随着自身活力的衰退而坠入施本格勒所言的文化周期性,即从朝气蓬勃的青年期,经由强健有力的壮年期,最终沦落到到渐趋崩溃的老朽期。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基金课题成果,常规项目:审美人类学中国化研究方法与意义,项目编号:2012-14。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网站,不过,文化的这一衰变沉浮过程,未必就像施本格勒所说的那样绝对,那样周期性地万劫不复。相反,其可能新生或复兴的契机,往往存在于它自身同异质文化的碰撞中。高能物理实验表明,两个粒子在加速器的作用下对撞,会产生数倍于原有能量的增值效应。跨文化研究发现,两种异质文化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时空背景下发生碰撞,也会激起火花四溅的景象与互动性的磨合,进而导向文化的变革、发展乃至创新。这其中的缘由,首先在于打乱或冲破了原来的文化“趋同场”和“防护网”。这样,会激活人们的文化批判意识(critical
consciousness)和文化比较的敏感性(comparative sensibility),
会促使人们走出已往习惯性适应的旧巢,借助异质文化的光点或文化碰撞的火花,在反思和比照中重新审视自己文化的利弊与可塑性(makeability),
并且根据自身的需要,在寻求尽可能迅速摆脱困境之方式的同时,有选择地从其他文化系统中汲取营养或可资利用的成分,进而与自己文化中的相关部分加以重新熔铸,组成自己的文化特质。其次,重在沟通、建设而非干预、征服的文化碰撞,会通过开放而平等的对话交流,拆掉文化各个部分之间的壁垒,超越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楚河汉界”,使隔绝转化为互通、分离转化为融合、冲突转化为共存,“一分为二”的边界转化为“合二而一”的边缘。这一边缘具有强大的放射性和贯通力,“是文化种种对立二元之间或多元之间相互对话和交流、不断生发出新气象的地带,也是一个开放的和多元共存的地带。这个‘文化的边缘’就像文化的‘核子’,不同要素在这儿接触和融合,滋生出新的东西,并迅速向周边扩散,有效地改变着人们的意识和文化本身。”(注:滕守尧:《文化的边缘》,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

审美人类学中国化的可能性

从学科的一般规定性上讲,“无中生有”的中国近现代美学,正是中西文化碰撞与创造性磨合的产物,或者说是诞生于中西文化之“边缘”地带的“新婴”。宏观上,其理论基础主要源于德国的古典主义美学和中国的儒道释思想,其理论形态也表现出相互别异但又彼此联系的特点。根据目前的研究结果,有的学者主要从文艺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将其宏观地归结为功利主义和超功利主义美学形态。(注:聂振斌:《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20页。
)也有的学者更多地是从艺术哲学的角度出发,将其划分为古典和谐型与新兴崇高型美学形态。(注:陈伟:《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70页。)当然,我们也可以从相对微观的风格、旨趣和理论导向出发,将其细分为以王国维为代表的意境诗学,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美育学,以朱光潜为代表的静穆美学,以宗白华为代表的体验美学,以蔡仪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哲学美学等等。它们中间有的侧重于探讨艺术创造的合规律性(如意境说、古雅说和典型论),有的侧重于论述启蒙教育的合目的性,有的侧重于思索人格的修养和人生的艺术化(如距离说和审美境界说),有的则侧重于揭示艺术欣赏与审美体验的本质特征(如审美层次说和积淀说)。但从跨文化研究的角度去审视,这些宏观与微观的美学形态,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中西融合的共性。

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传统美学与中国美学在当代出现了严重危机,成为传统美学这门学科面临着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这促使美学界学者们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类学界的学者们纷纷为美学面临的各种困境反思并探寻新的出路。学者郑元者指出,要改变传统美学存在的困境,当代的人类学美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它是当代新美学理论的先导,预示着21世纪美学研究和美学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传统美学的价值取向和学科叙述模式具有片面性和封闭性,需要把跨界意识贯彻“美学实验性写作”的具体实践,从而以具有高度协同性的跨文化的当代人类学美学的学科平台为基础进行转向,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视野中寻找激发美学的各种可能性。学者王杰也明确表示过,作为当代中国美学主流的实践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实践”这一核心概念从单纯的哲学理论层面应用到人们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的研究中去,美学的概念急需更新,美学要向侧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向去发展,以利于解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审美问题。学者蒋孔阳则从学科建设的高度指出,在一定程度上,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这个课题既涉及人类学与美学的跨学科交叉问题,又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观点来建设这门新学科,建构新的美学形态,理论和现实意义都很重要。

作为不同学科门类,性质自然就有不同侧重,美学具有哲学的思辨性质,人类学则重视实证研究,两者具有互补性。同时,两者都对人类的审美文化有着共同的学术追求。长期以来,中、外美学界和人类学界学者们进行着类似的学术探求,当学术探求发展到一定阶段,自觉或不自觉地就会产生审美人类学,这是共同学术追求的必然产物,是人类学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美学摆脱学科发展困境、不断超越自我的必然趋势。因此,美学与人类学的结合势在必行,审美人类学应时、应运而生,这门学科的产生、发展和研究方法基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和人类生活的演变,审美人类学中国化由此可能。

审美人类学中国化的理论方法

审美人类学中国化是以中国社会一定区域的审美实践和审美研究成果为探究目标,以揭开中国特定区域的族群文化中被隐蔽的审美感知方式,与此同时,中国原生态文化与现代社会文明的多种结合方式及其影响,人类文化变迁中显露出新的审美特质,也是审美人类学中国化的重要对象和内容。

在方法上,审美人类学应该进一步加强实证研究。我们不能用一个民族或文化的标准评判另外一个民族或文化的审美现象。因为,审美人类学研究的本质在于不同民族和文化相互参照、启发的交融体系中的对话与审视,研究人类学美学的共同特征或本质,把西方传统的美学研究从形而上学转变为一种确切的知识。美学擅长对人类最精致、微妙、复杂情感和思想作出评价。传统美学的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实证基础。而人类学则擅长研究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基础,有着系统的实证分析和田野调查的方法,这可以作为审美人类学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基础,通过人类学中的实证等方法可以有效改造美学中形而上学的倾向与唯心主义色彩,美学研究冲破单纯抽象思辨的局限,从而在广泛吸收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立足于具体的人类文化语境的基础上找到新的发展方向。同时,审美人类学要扎根于中国的民族审美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利用田野调查的方法研究不同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审美传统和审美习惯。

除此之外,在方法上还应该坚持多元化的方法论原则,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比如,我们将人类学、经验美学、精神分析现象学以及各种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等方法统一起来,又如在研究的初期阶段,审美意识形态和文学生产方式这两个观念在把人类学、精神分析和美学的方法结合起来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审美人类学对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的认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审美人类学把美和艺术置于一定文化的结构系统之内,对所有组成部分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综合的研究,人类学的这种整体研究方法正为美学和人类学的结合创造了先天条件。其次,从审美人类学的具体任务和研究对象来看,它包括原始人类初期的艺术才能和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形象创造力,如利用一定的形象来表达具体的事物和抽象的概念,并通过这种活动进行情感的表达、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求知以及同类之间的沟通的能力等。这些包容了人类文化研究的对象,并对其他社会科学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吸收了各种文化人类学的有益理论成果。最后,经济全球化使人类审美价值观有着被迫趋同的走向,但是审美人类学不应该以牺牲弱小民族的审美现象和审美文化为代价。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在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比较研究的学术基础上,阐释着各具特色的文化特质,传递其中积极健康的审美意识和审美交流方式,从而为人类的审美文化资源宝库增添瑰宝。从人类学的目标来看,站在文化相对论的立场上,对不同文化形态的深入研究使人类不同文化交融和相互了解,达到和谐共生,这与审美人类学目标相一致。

审美人类学中国化的意义

审美人类学最终是为人类审美发展寻求可行性的科学依据与学理论证的,这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要求。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就是人类异化的自我扬弃,是人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又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也就是真正地属于人本身审美发展的社会。而在此之前,所有的人类文明和文化等都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作基础准备,其中必然潜存或多或少的关于人的审美发展的成分。我们的审美人类学研究对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以及对于文艺学、美学等学科建设要提供学术价值和意义。这也就是说,审美人类学应该被定位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围之内,其学术价值和意义首先应该定位在鲜明的人文关怀和价值论证上。对审美人类学的深入研究,同时也丰富发展了所谓“弱小者话语”理论的研究。审美人类学中国化研究基于中国各民族的文化资源、文化类型,这些研究资源中包含的少数民族文化类型要比西方研究的黑人、妇女等亚文化更丰富,并且审美上更富于深厚而积极的意义。中国本身就是多民族国家,有着广泛的少数民族美学和文化资源,将少数民族的美学和文化传统纳入到审美人类学的研究主体范畴,有利于新的美学研究领域的开辟,更有利于从学术角度提出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整体发展从而走向世界的建议。

审美人类学研究有着开阔的理论视野和丰富的田野资源,其学科优势日益被学界所重视,很多学者已经关注审美人类学中国化,审美人类学必然会逐步发展并成熟起来,会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审美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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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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